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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赋权”研究项目

 

随着我们走向21世纪上半叶中期,世界各地公民赋权的水平已经发生了深远变化。“公民赋权”研究项目旨在增强民众对那些影响公民生活的政治结果的投入和控制,包含了两种相互促进的逻辑,一是政治过程中有意义的公民参与的逻辑,二是公民基于对政府官员和机构履行其决策及行政任务方式的信任程度的提升而对政治实践持有一种积极态度的逻辑。

在传统的多元民主国家,公民影响政治决策的能力——无论是实际的还是被认为的——似乎正在走向危机。尽管自19世纪60年代以来有许多承诺,主张通过新兴参与方式的发展、公民社会组织作用的加强、新社会运动的出现,与传统的政治代表机构一起实现一种更深度、更强势的民主形式,但公民赋权可能实际上是衰退而非增强了。近期研究表明,公民们——尤其是更年轻的公民——对于民主进程失望并感到自己被排除在外,这在最近助长了一种愤怒与怨恨的民粹政治。这种政治只有在技术官僚统治形式的语境中并作为对其的一种回应才能得到理解。技术官僚统治的形式基于社会问题日益增长的复杂性而获得合理化,已经造成了统治阶层与普通公民的隔绝,以及政治的空心化。此外,公共行政管理变革的某些方面已经将公民转变为消费者,在促进了对集体问题更加个人化、市场式解决的同时,侵蚀了公共意识和共同体意识。这种情况再加上私营机构不断增长且不受挑战的权力,共同促进了一种某些评论家们所认为的“后民主”形式。

在那些通常不被认为是民主或是刚刚建立选举式民主的国家,事实已经表明,由个人自由和更自由的经济模式的需求所推动的向西方法治模式和多元代表制进行民主转型的承诺,即使不是完全虚幻的,至少也是过于乐观了。

然而,即使是这样的国家,其中一些也存在赋予公民权力的压力,地方参与机制也正在兴起。但是,尽管公民报告称因参与而感到被赋权,他们通过这些机制而影响政治变革的实际能力是比较有限的。

简而言之,无论在民主国家还是非民主国家,公民政治主体性的转型都发生在再集权化、政治极化、政府保密以及民主、宪政衰退的背景下,所有这些进程都与赋权的逻辑相悖。

这些相对抗的趋势对于我们对民主实践与制度更广泛的理解意味着什么,如何将这些过程与它们在非民主治理形式中的迭代相区别?在全球非自由主义崛起的时代,赋权项目的前景如何?公民赋权是否只是一种现已过时的治理形式的遗留产物?本研究项目试图从规范和实践的角度,在自由主义与非自由主义的语境中审视和呈现21世纪的公民赋权。